重庆一行（25）——长江三峡游（十）

      1945年，资源委员会邀集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中央水利实验处等有关科研单位，组成了由钱昌照主任委员的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对三峡计划（包括航运、灌溉、库区淹没、人口迁移、肥料制造和库区测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年8月，三峡勘测队正式成立。

   ——1946年初，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等单位调派技术人员到实地勘测，先后编写了《长江三峡水库勘测报告》、《宜昌峡的地质报告》等。同年，与美国垦务局签订了由该局进行设计的合约，并先后派遣了50多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往美国参加三峡工程的设计。

      从中国技术人员到美国坝工专家，尽管他们国籍不同，信仰不同，但都痴情同一个目标——三峡工程。然而，他们十几年的跋山涉水，十几年的勘测设计，十几年的汗水心血，却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命运相同的结局。

 当他们绞尽脑汁、不分昼夜为三峡工程奔波时，他们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个极端腐败而又疯狂“剿共”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又怎么会顾及“提高人民之生活标准”？又怎么会真心兴建这一“国际性之伟大工程？”

 到了1947年5月15日，“中央社”发布一则令中外水电专家们伤心不已的新闻：“……最近颁布经济紧急措施以来，凡属非短期内可见效之工作，资委会已奉国府令暂行结束。”

  这样，三峡工程的早期研究便同决定它命运的政权一起夭折了！

  长江洪水的威胁与两个会议的召开

  新中国的成立，为三峡工程的研究、论证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9年夏天，一个拥有1.4万人的南下干部团从北京出发，直奔中南地区。团长是谭政，副团长是陶铸、陈正人、邵式平，秘书长是位不到40岁的山东汉子林一山。

  当林一山等乘火车南下进入湖北时，被眼前的长江特大洪灾惊呆了：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寥落地露着树冠和屋脊，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在地势稍高的村庄里，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灾民……他后来才得知：这场咆啸的洪水吞噬了5.7万个生灵，使2721万亩良田和810万人受灾。

  林一山万没想到，就是眼前这场无情的洪灾，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在当年大洪水抢险救灾、堵口复堤的艰难环境中，他受命担任中南水利部部长，并在武汉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治理长江流域水患的专门机构——长江水利委员会。

  刚刚组建的长委会，火速将战略重点放在研究长江防洪上。1950年2月，长委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湖北公安县境内）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当时，新中国诞生不久，百废待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正夜以继日地操劳着。但是，在1950年国庆节那天，他们却挤出时间听取了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政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等关于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方案的汇报，仔细审阅了设计书。当林一山汇报荆江分洪工程可保用40年100年时，毛泽东手一挥：“够了，20年足够了。”

  1952年初春，设计流量为8000立方米/秒的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后，仅用75天就建成了一座长达1054米的大闸。这是新中国在长江流域修建的第一个大型分洪工程，也是我国水利施工中的一个奇迹。

        防洪成为毛泽东下决心修三峡水库最直接的动因。1958年初春，党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议最后阶段，毛泽东将三峡问题正式提交给政治局讨论。

  会议上还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面。由于毛泽东的调度，“两个冤家”在南宁会议上碰了头，一位是三峡工程的积极推动者林一山，另一位则是三峡工程的坚决反对者、国家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

  在此之前，林、李已为三峡打了差不多两年的笔墨官司。

        1956年，《中国水利》五六期合刊推出了林一山一篇2万余字的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若干问题的商讨》。李锐迅速作出反应，同样回敬了一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的几个问题》的2万字长文，并组织一批水电专家分别著文，在当年的《水力发电》“长江规划专号”刊出，就长江规划总的指导思想、防洪、发电、航运、地质、水文等方面的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林李之争”的焦点是什么？
    林一山认为：“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而“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有了三峡还可以发电和改善川江航道。林一山的思路是三峡建坝，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水患。
    李锐的意见则截然相反。他认为林一山过分强调以三峡水库解决千年一遇的防洪问题，因而离开了综合利用原则，不能从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充分论证。他的思路是，三峡建设要考虑综合利用，综合国力，长江开发应逐级开发，“先支后干”。
    在南宁会议上，林、李又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三峡工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欣然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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