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务咬舌吐血救地下党员，解放后生死关头书记致信刑场：枪下留人
在审讯期间，王化琴对自己过去的军统女特务身份供认不讳，她交代：自己曾经担任过自贡、成都、广元邮电检查所所长，专门负责检查进步刊物、报纸、信件等。但同时，她又向审讯人员提供了两个特殊情况，请求政府宽大处理：一是她此时正怀有身孕，身体不方便；二是她曾经利用军统女特务的身份冒死营救过一位地下党的领导人，为此还被军统关押了6个多月。
当地公安机关本着“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原则，对王化琴所提供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经医生检查，王化琴怀有身孕的情况是真实的。另外，关于王化琴提到的她冒死营救地下党领导人一事，组织上安排人员展开了外调工作。
20多天过去了，就在王化琴被押赴刑场即将执行枪决时，外调人员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刑场，他们将一封信交给了当地的负责同志，这封信是时任中国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康乃尔写的，他在信中证明：我就是那位王化琴当年冒死营救过的地下党领导人，她不仅救了我一命，而且还挽救了其他几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王化琴虽然是军统女特务，但是她有进步倾向。当时，如果不是她冒着生命危险，以特殊的方式向我们传递危险信息，那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就有可能遭到敌人大规模破坏，损失可能会很严重。基于这一事实，我请求组织上对王化琴采取从宽处理……
于是，当地政府经研究后决定：撤销对王化琴的死刑判决，改判为管制3年。
就这样，王化琴死里逃生，从刑场上捡回一条命！那么，这位名叫王化琴军统女特务究竟为地下党组织做了何事？她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1914年，王化琴出生于四川昭化县一个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家庭。她的父亲王连山曾经担任过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军需处长，王家是昭化县的首富，他们家在四川各地有几千亩土地和几百户佃农；在宝轮镇有一整条商业街都是王家的；在绵阳市、南充市和宝轮镇办了两个丝厂和一个铁厂；在重庆和上海开了两个钱庄。可以说，王家是集土地和资本于一身的富贵人家。
王连山有7个子女，王化琴排行老二，人称“二小姐”。王连山非常喜欢“二小姐”，她刚出生时，王连山给女儿起名王昭，字化琴，后来，大家经常以字代替名字，久而久之就习惯性地称王昭为王化琴了。
王化琴从小聪明乖巧、模样可爱，她5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7岁便能吟诗作画，是当地公认的才女，也是王家7个孩子中学习最优秀的。王连山见女儿是可造之材，便把王化琴送到教育条件更好的南充去学习。
早些年，王连山由于生意上的原因经常去南充，通过朋友介绍他结识了南充名仕康余山。一个是性格豪爽的富商、一个是才华横溢的才子，二人惺惺相惜，遂结拜为异性兄弟。康余山有了两个儿子康乃尔、康克明，都在南充读小学。于是，王连山就把女儿王化琴托付给康余山照顾，让她和康乃尔和康克明一起读书上学，自己则负担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康余山受好友之托便把王化琴接到家里，他把王化琴视如自己的亲生女儿，康乃尔兄弟俩更是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倍加呵护。从此，王化琴和康乃尔兄弟俩建立起了一生的友谊。
康乃尔学习很好，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上海暨南大学。不久，王化琴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暨南大学。作为儿时的好友和学长，康乃尔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处处关心和照顾王化琴，二人的出身虽有贫富之分，但感情上却情同手足。
后来，由于王连山有意让女儿出国留学，于是，王化琴又转入了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刻苦攻读了两年法语。
1935年，王化琴抓住了一次政府公派留学的机会，经过层层考试，她考取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来到日本，不久，又转入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
由于王化琴从小和康乃尔一起学习生活，二人不仅友谊深厚，同时，她也深受康乃尔进步思想的影响，因而她的思想和观念也很开明向上。特别是留学期间，日本频繁在中国制造事端，觊觎中国的意图已经露出了端倪。王化琴和了许多留学生一起经常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其实，康乃尔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地下党员，他以代课老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实际上，康乃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负责人。
王化琴从小就崇拜“哥哥”康乃尔，这次久别重逢后，她就跟着康乃尔一起参加学生集会、宣传抗日主张。他们积极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妄想亡我中华民族的野心。同时，面对着大批的逃难灾民，王化琴利用父亲王连山的财力和影响，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衣服等生活必需品赈济难民。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王化琴从一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家大小姐，逐渐演变成了一位进步的革命青年，她以实际行动加入到革命阵营里来，她的这些行动受到了康乃尔和地下党组织的关注。
半年后，经组织考察和批准，王化琴和一批进步青年在党组织的秘密指挥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王化琴真切地感受到了红色中心有一股浓浓的革命气息：这里的官兵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职务大小和分工不同。从普通一兵到高级首长，他们都穿着灰色的粗布军装，拿着一样的津贴，吃着一样的饭食。特别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他们每天都高唱革命歌曲，浑身都充满了革命的干劲。
王化琴先是被分配到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在学校里，她结识了一位来自山西的爱国女大学生陈云洁，由于二人生活经历相同，出身背景相似，她们成为了好朋友。陈云洁比王化琴早来延安一年，由于她学习成绩好、思想进步快，不到一年的时间，陈云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王化琴非常羡慕陈云洁，她默默地努力着，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为了促成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提出了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当时，国民党的许多部队为了提高士气，都纷纷请求延安方面派一批政工干部到一线作战部队搞政治宣传和做思想工作。我党出于统一抗日战线的长远考虑，决定同意国民党的请求。
几个月后，王化琴和陈云洁等一批爱国青年和共产党员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来到了国民党的部队，担任政工干部，王化琴和陈云洁被分配到了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七师任政治教官。
王化琴下到部队后，充分利用在延安学到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在基层连队里搞抗日话剧演出、搞抗日宣传的演讲。面对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困难局面，激励所部官兵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很多时候，王化琴同基层官兵促膝长谈，谈家乡、谈父母妻儿、谈抗日的光明前景。经过一段时间王化琴耐心细致地工作，二十七师的官兵增强了增强了抗日的信心、统一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8年，孙连仲指挥第二集团军所部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第二集团军与其他友军紧密配合，一举击溃了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此战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它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王化琴在战斗期间一直和二十七师官兵一起奋战在前线，战斗间隙时，她和卫生员们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运送重伤的病号。
战役过后，部队按要求实施了战略转移后撤。在行军过程中，部队每台都要徒步走近百公里的山路，一开始，王化琴和陈云洁还能跟上大部队，由于女同志身体羸弱，加上她从来没有接受过急行军训练，慢慢地，她和陈云洁掉队了。
与二十七师走散后，王化琴和陈云洁商量了一下，她俩决定步行回延安去。就这样，两个爱国女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依靠徒步走了一个多月，终于来到了西安。她俩决定先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到，然后再回延安。可是，在西安城里，王化琴和陈云洁连续三天找遍了西安城也没有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这时，王化琴和陈云洁早已经“弹尽粮绝”了，她们全身上下身无分文，不要说住店，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此刻，她们只能流落街头，形同乞丐。
就在她们茫然无措的时候，城墙上贴着的一则“战干团”的招生广告吸引了她们的目光。“战干团”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简称，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单纯的王化琴心想：国共已经合作了，现在又无法回到延安，“战干团”也是为抗日服务的，不如就先参加“战干团”，只要是能为抗日出力，在哪里干都一样。
就这样，王化琴和陈云洁报了名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为了“战干团”的正式成员。
一天，国民党军统局的一个少将专员到“战干团”视察。在欢迎队伍里，他看到了英姿飒爽的王化琴和陈云洁两位女团员格外显眼。于是，他走上前亲自询问了她们的学历和出身背景，当他听说王化琴是日本名牌大学的留学生，并且能够熟练地掌握日语、法语、英语等多门外语时，这位少将专员眼前一亮，他当即对“战干团”的负责人说：“目前正是抗日军兴之际，国民政府非常需要她们这样的高级人才，希望你们忍痛割爱，让她们立即去重庆大本营报到，发挥专业特长，为抗战作出贡献！”随后，他手写了一张介绍信，并立即下命令机场为她们准备专机服务。
就这样，两个好姐妹从此分别，余生再无相见。而王化琴的这个选择也让她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逆转，以至于她的后半生命运多舛，乃至于差一点命丧黄泉。
王化琴回到重庆后，被分配到了国防部军事调查统计局（军统）。由于她的外语特长，她进入了军统电讯处担任了破译日军密码的研究员，并被授予了上尉军衔。
后来，在那位军统少将专员的提携下，王化琴先后担任了自贡、成都邮电检查所的所长职务，专门负责检查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刊物、报纸和信件。
在成都期间，王化琴在街头意外地遇见了“哥哥”康乃尔。兄妹二人久别重逢，除了互述了离别之后的情况外，还相约一起去看望王化琴的父亲王连山。
此时，二人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着王化琴身着国民党军服，康乃尔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为王化琴误入军统而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他又为王化琴的特务身份可以掩护自己的地下党工作而感到高兴。
王化琴同样也感慨万分：看着朝气蓬勃的康乃尔，回想起自己在延安的激情岁月，她的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由于康乃尔和王化琴在平时的交往中始终坚守着党的组织纪律，因而，王化琴并不知道康乃尔的真实身份，她只知道康乃尔是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思想进步的爱国青年。
当时，康乃尔担任地下党成都市委学生委员会书记、青年部部长，他以大学生的身份作为掩护，领导了反饥饿运动、“三一三”抢米事件和凤凰山飞机场事件。由于他经常组织群众和学生集会，并且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揭露和痛斥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战的种种事实，因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他们先是在报纸上造谣说康乃尔贪污了5000公斤稻草款，后又借法院的名义要对其进行逮捕法办。此事一经公开，立刻遭到了成都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抗议，同时，在王连山、王化琴父女俩的积极斡旋下，康乃尔才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转危为安。
1940年5月的一天，康乃尔领导的地下党小组准备晚上在一家茶楼接头召开秘密会议。不料，此次行动被一个叛徒事先密报给了军统特务，于是，军统局行动处召开会议布置抓捕任务。
当时，参加会议的王化琴得知被抓捕的地下党领导人就是康乃尔时，她大吃一惊。王化琴知道，如果康乃尔被军统抓获，其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她想赶紧通知康乃尔取消这次秘密接头会议，但是，军统局有严格的纪律制度，凡是参加抓捕行动的人员在行动之前一律不得请假外出，眼看开会时间越来越近了，王化琴心急如焚。渐渐地，王化琴冷静了下来，她想出了一条苦肉计：王化琴趁人不备，使劲用牙咬破了舌头，突然大口吐出一口鲜血。
在场的特务们吓了一跳，他们以为王化琴突然患了急性重病。行动处处长急忙命令两个女特务护送王化琴去医院检查，到了医院后，这两个女特务寸步不离王化琴左右，她们的目的很明显：一是为了照顾王化琴；二是起到互相监视、以防泄密的作用。王化琴为了摆脱两个女特务监视，她佯称肚子疼要去卫生间方便。就这样，王化琴从医院的后门溜了出来，她急忙向茶楼赶去。进了茶楼，王化琴一眼就看见了康乃尔。
此时，康乃尔正坐在麻将桌前佯装一名赌客在等待其他地下党员接头。王化琴身着国民党军装、腰挎手枪，她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康乃尔身前，伸手拍了拍康乃尔的肩膀说：“康大哥，你今天的手气太坏了，赶紧让开！我替你换换手气。”说罢，王化琴一边向康乃尔递了一个眼神，一边向门口努了努嘴。
康乃尔先是一愣，继而马上反应了过来，他站起身来二话没说就从后门跑了出去，并且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其他来接头的同志们迅速地撤离到了安全地带。
几分钟后，军统行动队的特务们包围了茶楼，他们闯进去一看地下党员们早已踪迹全无，只有身患“重病”的王化琴坐在牌桌前同牌友们谈笑风生。带队的特务头目怀疑王化琴有“通共”嫌疑，故意装病跑到这里放走了地下党员，于是就把王化琴带回了军统局进行审查。
巧合的是，负责审查王化琴的最高长官竟然还是那位提携过她的少将专员。这位少将专员是一名老牌军统特务，对于王化琴所作所为他心知肚明。但是，王化琴加入军统是经他一手操办的，如果深究起来，势必会连累自己。加之平时王化琴的父亲王连山经常请他吃饭、看戏，并送给他很多贵重的财物。权衡利弊后，少将专员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圆滑态度，仅以王化琴“出身富贵人家，平时行为散漫”为理由，判处王化琴关禁闭6个月的处分决定。
在禁闭期间，王化琴想了很多：她钦佩康乃尔的为人，更羡慕他参加革命组织的勇气。回想起在延安的岁月，她心情激动、心潮澎湃；回过头再看看自己目前的身份，让她感到灰心和沮丧。
解除禁闭后，王化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辞去了军统局上尉女特工的职务，并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泸州一所中学做了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泸州中学的校长叫陆长明，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党组织，后来一度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由于二人都曾有过革命的经历，因而彼此间的交往就多了一些。相处了一段时间后，陆长明和王化琴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不久，二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49年，王化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陆勇。由于时局动荡不安，陆长明一家回到了妻子王化琴的家乡昭化县，并且担任了昭化县立中学的校长，王化琴则继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解放后，王化琴的父亲王连山因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身份被当地政府给镇压了，王化琴也因为自己曾经的军统特务身份被抓了起来。
接下来，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多亏了康乃尔及时提供了书信证明，王化琴才在刑场上被救了下来保住了性命。但是从此，两个人的命运却出现了天地之分的巨大差别。建国后，康乃尔历任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团中央秘书长，西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四川省副省长，四川大学校长；而王化琴在结束了三年管制后，面对她的是艰难坎坷、令人唏嘘的后半生。
王化琴入狱后，丈夫陆长明由于种种原因与王化琴解除了婚姻关系。当时，王化琴才37岁，她把2岁的儿子和不满1岁小女儿寄养在亲属家中。
解除管制后，王化琴成了一名无业的平民，她只能靠打零工抚养两个幼小的孩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1961年，王化琴经人介绍改嫁给了宝轮大队的农民罗顺才，随即她把户口也迁到了农村生产队。罗顺才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小时候因家里贫穷他没有上过一天学，长大后靠卖苦力、抬滑竿生活。王化琴改嫁后，她将儿子改名罗勇，女儿改名为罗英，一双儿女都随了罗顺才的姓氏。
就这样，王化琴从一名出身富贵人家的“二小姐”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彻底变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她每天和其他社员们一样，身穿带补丁的粗布衣裳、头戴草帽、抡起锄头，在田间地头劳作着……
改革开放后，在许多老朋友的帮助下，经组织重新审查后认定：王化琴虽然在解放前参加过军统特务组织，但她在关键时刻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地下党组织，是有立功表现的。为此，组织上做出了给与王化琴平反的决定。
1983年，69岁的王化琴被宝轮中学聘任为英语教师，专门带毕业班，并且把她的工资按整个学校老师的最高标准定为了54元。
古稀之年的王化琴重新登上讲台后，她十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她白天在学校认真备课、讲学，晚上还不顾年老体弱，坚持为晚自习的学生们辅导英语。
王化琴带过的毕业班的同学们后来回忆说：王老师的英语水平很高，她可以看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而且，王老师的英语口语更是带有标准的“牛津腔”，有时候，县里来了外宾考察项目，县领导就会请王老师做英语翻译工作。许多外宾听了王老师的翻译后都很吃惊，他们没想到这个衣着朴素、头发花白70多岁的老太太竟然会说出一口流利“牛津腔”英语。
两年后，王化琴的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现象，她经常感觉浑身无力并伴有吃饭呕吐状况，经医院检查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当王化琴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她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任何恐惧害怕。生死对于王化琴这样一位经历了半生命运坎坷的人来说，也许已经不太重要了。她眼前经常闪现童年时期的快乐时光片段以及在延安的激情岁月场景，她想念“哥哥”康乃尔，也更加思念自己的第一任丈夫陆长明，她知道陆长明是爱自己的，离婚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1985年3月16日，71岁的王化琴带着对亲人的不舍、也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人世。
也许是思念过度、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同年，与王化琴生活了24年的老伴罗顺才也因病去世，终年73岁。（来源：网络）
